君曰： 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
秦孝公说： 接替先君位置做国君后不能忘记国家社稷，这是国君应当奉行的原则；实施变法务必显示出国君的权威，这是做臣子的行动原则。
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现在我想要通过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变礼制用来教化百姓，又害怕天下人非议我。
公孙鞅曰： 臣闻之： 疑行无成，疑事无功。
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
公孙鞅说： 我听过这样一句话： 行动迟疑就不会有成就，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有功效。 国君应当尽快下定变法的决心，不要顾用天下人会怎么议论您。
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
何况做出比普通人明行为的人，本来就会被世俗社会所非议；独一无二见识思考的人，也一定会遭到他人的嘲笑。
语曰： 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
俗语说： 愚笨的人在办成事情之后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聪明的人对那些还没有显露萌芽的事情就能先预测到。
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
百姓，不可以同他们讨论开始创新，只能够与他们一起欢庆事业的成功。
郭偃之法曰： 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郭偃的法书上说： 讲究崇高道德的人，不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见。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去同民众商量。
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
法度，是用来爱护百姓的。礼制，是为了方便办事的。
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 善！
所以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去沿用旧有的法度。如果能够使百姓受益，就不必去遵循旧的礼制。 孝公说： 好！
甘龙曰： 不然。
甘龙说： 不是这样。
臣闻之： 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
臣也听说这样一句话： 圣明的人不去改变百姓的旧习俗来施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
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
顺应百姓旧有的习俗来实施教化的，不用费什么辛苦就能成就功业；根据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的人，官吏熟悉礼法，百姓也安乐。
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现在如果改变法度，不遵循秦国旧有的法制，要更改礼制教化百姓，臣担心天下人要非议国君了。
公孙鞅曰： 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
希望国君认真考虑这样的事。 公孙鞅说： 您所说的这些话，正是世俗的言论。
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
平庸的固守旧的习俗，读死书的人局限在他们听说过的事情上。
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
这两种人，只能用来安置在官位上守法，却不能同他们在旧有法度之外讨论变革法制的事。
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
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礼制不相同却都能称王于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却能称霸诸侯。
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
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变革礼制，而没有才能的只能受礼制的束缚。
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
受旧的礼制制约的人，不能够同他商讨国家大事。被旧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讨论变法。
君无疑矣。
国君不要迟疑不定了。
杜挚曰： 臣闻之： 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 。
杜挚说： 臣听说过这样的话： 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换使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