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汤盘盂，著日新之规；武王户席，题必诫之训。
相传从前轩辕黄帝在车厢、案桌等物上雕刻铭文，用以帮助自己警惕过错；夏禹曾在乐器架上雕刻铭文，表示希望听取他人的意见；商汤王的《盘铭》，提出 一天要比一天新 的规劝；周武王的《户铭》、《席四端铭》等，写了必须警戒的教训；周公在《金人铭》中，强调 语言要谨慎 ；孔子在鲁桓公庙中，见到欹器而激动得变了脸色。可见先代圣贤，长期以来就注重鉴戒了。
周公慎言于金人，仲尼革容于欹器，则先圣鉴戒，其来久矣。
相传从前轩辕黄帝在车厢、案桌等物上雕刻铭文，用以帮助自己警惕过错；夏禹曾在乐器架上雕刻铭文，表示希望听取他人的意见；商汤王的《盘铭》，提出 一天要比一天新 的规劝；周武王的《户铭》、《席四端铭》等，写了必须警戒的教训；周公在《金人铭》中，强调 语言要谨慎 ；孔子在鲁桓公庙中，见到欹器而激动得变了脸色。可见先代圣贤，长期以来就注重鉴戒了。
故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慎德。
铭，就是名称，观察器物必须了解它的名称。正定名称而明确其作用，是为了重视言行谨慎这种美德。
盖臧武仲之论铭也，曰∶ 天子令德，诸侯计功，大夫称伐。
鲁国的臧武仲论铭曾说： 写铭文，对天子应以颂扬其美德为主，对诸侯应以肯定其功绩为主，对大夫则只能称赞其征伐的劳苦。
夏铸九牧之金鼎，周勒肃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吕望铭功于昆吾，仲山镂绩于庸器，计功之义也；魏颗纪勋于景钟，孔悝表勤于卫鼎，称伐之类也。
如夏代帝王有德，九州的首领便送上金属，铸成金鼎；周代帝王为了传示其美德于后代，便在肃慎国送来的箭上雕刻铭文。这就是关于颂扬美德的例子。吕望辅助周武王的功绩，曾用金属铸成铭文；仲山甫辅佐周宣王的功绩，也曾刻在周代的记功器上。这就是关于肯定功绩的例子。晋国魏颗的战功，曾刻在晋国的景公钟上；卫国孔悝祖先勤于国事的功劳，曾记在孔悝的《鼎铭》中。这就是只称征伐之劳的例子。
若乃飞廉有石棺之锡，灵公有夺里之谥，铭发幽石，吁可怪矣！
至如说飞廉得到天赐的石椁，卫灵公得到黄泉之下的谥号；铭文竟出现在地下的石椁上，这就太奇怪了！
赵灵勒迹于番吾，秦昭刻博于华山，夸诞示后，吁可笑也！
又说赵武灵王曾派人在番吾山上刻他的大脚印，秦昭王叫人在华山上刻了个大棋局：都是用虚夸不实的铭刻来显示后人，这就很可笑了！
详观众例，铭义见矣。
仔细看看以上正反两面的例子，铭文的意义就很清楚了。
至于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焉。
到秦始皇时，有《泰山》、《琅玡台》等山岳的刻石，虽然秦代政治残暴，这些刻石的文辞却较为润泽，也还有其畅达之美。
若班固《燕然》之勒，张昶《华阴》之碣，序亦盛矣。
到了汉代，如班固的《封燕然山铭》，张昶的《西岳华山堂阙碑铭》，其序文也写得很长了。
蔡邕铭思，独冠古今。
蔡邕的铭文，更是独冠古今。
桥公之钺，吐纳典谟；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长也。
如歌颂桥玄的《黄钺铭》，模仿《尚书》；歌颂朱穆的《鼎铭》，就完全写成碑文了；这是蔡邕惯于写碑文的原因。
至如敬通杂器，准矱武铭，而事非其物，繁略违中。
至于冯衍所写刀、杖、车等杂器的铭文，虽取法周武王，却写得事不称物，详略不当。
崔骃品物，赞多戒少，李尤积篇，义俭辞碎。
此外，崔骃品量器物的铭文，赞颂多而警戒少；李尤写的大量铭文，内容单薄，文辞琐碎。
蓍龟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
他把蓍龟之类神物的铭文，和戏玩的《围棋铭》搀杂在一起；把写衡量器的《权衡铭》，放在关于杵臼的铭文之后。
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闲哉！
李尤在品量器物名称上，还没有来得及做好，怎能熟知事物的道理呢！
魏文九宝，器利辞钝。
曹丕写了九种宝物的《剑铭》，所讲的刀剑是锐利的，文辞却很平钝。
唯张载《剑阁》，其才清采。
只有张载的《剑阁铭》，写得清明而有辞采。
迅足骎骎，后发前至，勒铭岷汉，得其宜矣。
他的铭文有如快马疾驰，后来居上；晋武帝下令把《剑阁铭》刻在氓山、汉水之间，那是得到适当的处置了。
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
箴，就是针刺，用以批评过错，防止祸患，好比治病的石针。
斯文之兴，盛于三代。
这种文体兴起后，盛行于夏、商、周三代。
夏商二箴，馀句颇存。
《夏箴》和《商箴》，还留下几个残余句子。
周之辛甲，百官箴阙，唯《虞箴》一篇，体义备焉。
周代的辛甲，要求各种官吏都写箴辞，用以针刺天子的过失。其中只有《虞人之箴》一篇，箴体的格式和内容都比较完备。
迄至春秋，微而未绝。
到春秋时期，这种文体逐渐少起来，但还没有衰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