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
所以法制不可能单独有所建树，律例不可能自动被实行；得到了那种善于治国的人才，那么法制就存在；失去了那种人才，那么法制也就灭亡了。
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
法制，是政治的开头；君子，是法制的本原。
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
所以有了君子，法律即使简略，也足够用在一切方面了；如果没有君子，法律即使完备，也会失去先后的实施次序，不能应付事情的各种变化，足够形成混乱了。
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
不懂得法治的道理而只是去定法律的条文的人，即使了解得很多，碰到具体事情也一定会昏乱。
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埶。
所以英明的君主急于得到治国的人才，而愚昧的君主急于取得权势。
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埶，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
急于得到治国的人才，就会自身安逸而国家安定，功绩伟大而名声美好，上可以称王天下，下可以称霸诸侯；不急于得到治国的人才，而急于取得权势，就会自身劳苦而国家混乱，功业败坏而声名狼藉，国家政权必然危险。
故君人者，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
书曰： 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择。
所以统治人民的君主，在寻觅人才时劳累，而在使用他以后就安逸了。《尚书》说： 要想想文王的恭敬戒惧，亲自去选择人才。
此之谓也。
说的就是这种道理啊。
合符节，别契券者，所以为信也；上好权谋，则臣下百吏诞诈之人乘是而后欺。
对合符节、辨认契券，是用来造成信用的；但如果君主喜欢搞权术阴谋，那么大臣百官中那些搞欺骗诡诈的人就会乘机跟着搞欺诈。
探筹、投钩者，所以为公也；上好曲私，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偏。
抽签、抓阄，是用来造成公正的；但如果君主喜欢偏私，那么大臣百官就会乘机跟着搞偏私。
衡石称县者，所以为平也；上好覆倾，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险。
用衡器来称量，是用来造成公平的；但如果君主喜欢偏斜颠倒，那么大臣百官就会乘机跟着邪恶不正。
斗斛敦概者，所以为啧也；上好贪利，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丰取刻与，以无度取于民。
各种量器量具，是用来造成统一标准的；但如果君主热衷于贪图财利，那么大臣百官就会乘机跟着去多拿少给以致于没有限度地盘剥老百姓。
故械数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
所以各种有助于治理的器物与方法，只是政治的末流，并不是政治的源头；君主，才是政治的源头。
官人守数，君子养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
官吏拘守具体的方法条例，君主则保养源头。源头清澈，那么下边的流水也清澈；源头混浊，那么下边的流水也混浊。
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
所以君主如果爱好礼义，尊重贤德的人、使用有才能的人，没有贪图财利的思想，那么臣下也就会极其谦让，极其忠诚老实，而谨慎地做一个臣子了。
如是则虽在小民，不待合符节，别契券而信，不待探筹投钩而公，不待冲石称县而平，不待斗斛敦概而啧。
像这样，即使是在卑微的老百姓之中，也不等对合符节、辨认契券就能做到有信用，不等抽签、抓阉就能做到公正，不靠衡器来称量就能做到公平，不需要各种量器量具就能做到标准统一。
故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劳而事治，政令不烦而俗美。
百姓莫敢不顺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劝上之事，而安乐之矣。
所以不用奖赏而民众就能勤勉，不用刑罚而民众就能服从，官吏不费力而事情就能处理好，政策法令不繁多而习俗就能变好；百姓没有谁敢不顺从君主的法令、依照君主的意志而为君主的事情卖力，而且对此感到安乐。
故借歛忘费，事业忘劳，寇难忘死，城郭不待饰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劲，敌国不待服而诎，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谓至平。
诗曰： 王犹允塞，徐方既来。
所以，民众在纳税时不觉得破费，为国家干事业时忘掉了疲劳，外敌发动战争时能拼死作战；城墙不等修整就坚固，兵器的刀口不用淬炼就坚硬，敌国不等去征服就屈从，天下的民众不用命令就能统一行动。这叫做极其太平。《诗》云： 王道真大满四海，徐国已经来朝拜。
请问为人君？
请问怎样做君主？
曰：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
回答说：要按照礼义去施舍，公平而不偏私。
请问为人臣？
请问怎样做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