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术：一曰，赏罚随是非；二曰，祸福随善恶；三曰，死生随法度；四曰，有贤不肖而无爱恶；五曰，有愚智而无非誉；六曰，有尺寸而无意度；七曰，有信而无诈。
使国家安定的方法：一是赏罚根据是非而定；二是福祸要根据行为善恶获得；三是生死要根据法律的规定决定；四是人贤和不贤是实际存在的，不能凭君主的个人的爱憎；五是愚和智是客观存在的，但不能根据别人的诽谤或赞美来确定；六是衡量事物有客观标准而不凭主观猜想；七是要诚实守信不欺骗。
危道：一曰，断削于绳之内；二曰，断割于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乐人之所祸；五曰，危人于所安；六曰，所爱不亲，所恶不疏。
危乱的途径：一是砍削木材偏到准线以内，即循私枉法；二是任意裁决，不依据法令；三是用别人的祸害谋划；四是用别人的灾祸取乐；五是危害别人的平安生活；六是对自己喜欢的人不亲近，厌恶的人不疏远。
如此，则人失其所以乐生，而忘其所以重死。
如果这样，人们就失去了乐于生存的前提，失去了害怕死亡的条件。
人不乐生，则人主不尊：不重死，则令不行也。
人们不乐于生存，那君主就不会受到尊重；不害怕死亡，法令就无法推行。
使天下皆极智能于仪表，尽力于权衡，以动则胜，以静则安。
假使天下人都能在法令范围内充分发挥智慧和才能，在法令范围内竭尽力量，用来打仗就能取胜，用来治理国家就能安定。
治世使人乐生于为是，爱身于为非，小人少而君子多。
太平社会使人乐于生存去干好事，爱惜身体不做坏事，小人少而君子多。
故社稷常立，国家久安。
所以国家可以长久的存在，永久平安。
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舟之下无伯夷。
在狂跑的车子上没有孔子那样的智者，在倾覆的船只下没有伯夷那样的廉者。
故号令者，国之舟车也。
安则智廉生，危则争鄙起。
所以法令就是国家的船和车，安定的时候智慧和清廉的人才能出现，危乱时争夺和贪鄙的人就会涌现。
故安国之法，若饥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
所以使国家安定的办法，像饿了要吃饭、冷了要穿衣一样，是不用命令而自然需要的。
先王寄理于竹帛其道顺，故后世服。
先王把法令书写在竹帛上，它的道理顺应了客观规律，所以后人都能信服。
今使人饥寒去衣食，虽贲、育不能行；废自然，虽顺道而不立。
如果让人们去掉饥寒时吃饭穿衣的自然需要，即使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做不到；违背客观规律，即使沿用先王之道也行不通。
强勇之所不能行，则上不能安。
如果强制人们去做勇士也做不到的事，那君主就无法安宁。
上以无厌责已尽。
则下对 无有 ；无有，则轻法。
君主以永不满足的贪欲去搜刮已被搜括尽的民众，那么民众就会说： 我一无所有了 ；民众一无所有，就会轻视法令。
法所以为国也，而轻之，则功不立，名不成。
法令是用来维系治理国家的，一旦被轻视了，君主的功业就无法建立，名声也就无法获得了。
闻古扁鹊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圣人之救危国也，以忠拂耳。
听说古代名医扁鹊疗治疾病时，插入刺骨的刀子；圣人挽救危国时，进献逆耳的忠言。
刺骨，故小痛在体而长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国。
刀子刺骨，所以身上一时疼痛，自己却能得到长远好处；忠言逆耳，所以心里暂且难受，国家却能得到长远利益。
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
因些，危重病人从疼痛中得到好处，勇猛刚毅的君主为得福不怕进言的逆耳。
忍痛，故扁鹊尽巧；拂耳，则子胥不失。
寿安之术也。
病人忍住疼痛，所以扁鹊能竭尽技巧；君主不怕进言的逆耳，就不会失去伍子胥那样的忠臣；这是长治久安的方法。
病而不忍痛，则失扁鹊之巧；危而不拂耳，则失圣人之意。
生病了却不能忍住疼痛，扁鹊的技巧就无法施展；危险了却害怕进言的逆耳，圣人的忠心就无法进献。
如此，长利不远垂，功名不久立。
这样一来，长远利益就不能传留后世，功名就不能永久建立。